金元時期，由于針法研究的崛起和針法應用的日益推廣，灸法的發(fā)展受到一定影響。但以金元四大家為首的不少醫(yī)家，在灸法的鞏固和完善方面，仍作出了應有的貢獻。劉河間不囿于仲景熱證忌灸之說，明確指出“骨熱……灸百會、大椎”等，并總結了引熱外出，引熱下行及瀉督脈等諸種灸療，羅天益則主張用灸療溫補中焦，多取氣海、中脘、足三里三穴施灸，認為可“生發(fā)元氣”、“滋榮百脈”等。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驗案的記載，如“一婦人久積怒，病癇，目上視，揚手擲足，筋牽，喉聲流涎，定時昏昧，腹脹痛沖心，頭至胸大汗，癇與痛間作，……乘痛時灸大敦、行間、中脘，……又灸太沖、然谷、巨闕及大指甲內(nèi)間，又灸鬼哭穴，余證調(diào)理而妥”（《丹溪心法》）。另如元代名醫(yī)危亦林，在其所著《世醫(yī)得效方》載述刺灸治療的56個病證中，灸療約占十分之八，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熱病，時令病及驚、厥、損傷等癥。并提出“陰毒疾勢困重，……則灼艾法惟良�！保ā妒泪t(yī)得效方·集論說》）導陰毒宜灸的觀點。在施灸方法方面，則不采用晉唐時期動輒百壯的做法，常因病證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、麥粒大、綠豆大、雀糞大，或靈活地“大小以意斟量”，以定艾炷之大小。且多數(shù)用七壯、二七壯、三五壯等。還重視對于灸后的護理，“以溫湯浸手帕拭之”，“以柳枝煎湯洗后灸之”，防止感染，確為經(jīng)驗之談。